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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中国式的家长

      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

      1971年,父亲接到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聘书,于是,我们全家打点行装来到美国西部城市伯克利。在那里,父亲留长发,穿着带有“和平”印记的夹克衫。后来,他对收集葡萄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建造了一个能容纳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。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论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时,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。我的高中二年级先后在英国的伦敦、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读。在父亲的带领下,我们甚至把足迹留在了遥远的北极。

      然而,我父亲仍然是个中国式的家长。

      到了该选择并申请大学的时候,他坚持让我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(当时我已经被这所大学录取),并且要住在家里。这就是说,我要面对一种全然没有校园生活的学习这样的选择令我极其痛苦。我开始违抗父命,一如当年他对家庭的反叛。我伪造他的签字,悄悄地申请了我听人们谈及的一所位于东海岸的学校。当我公开自己的秘密行动,告诉父亲我已被哈佛大学录取时,他的反应真令我大跌眼镜从大发雷霆逐渐转变成为女儿骄傲,他折腾了整整一宿。

      尽管在女儿离家时会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在他心里挥之不去,但父亲后来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时刻我从哈佛法学院毕业;他的二女儿美夏怀揣毕业证书走出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;而他最开心的,是他的三女儿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学,并在那儿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      美国改变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。

      我4岁的时候,父亲曾经对我说过“你将来嫁人一定要嫁给华裔。嫁给非华裔男人?哼,只要我还在喘气儿,就绝对没门儿!”但是最后,我却嫁给了杰德,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。如今,我的丈夫和父亲居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

      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父母对残疾人并无特别的同情心。即便是在今天,许多亚洲人也将身患残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。因此,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带着唐氏综合征的先天残疾来到这个世界时,母亲经常为可怜的小女儿伤心落泪,一些亲戚也劝我们赶快把她送到菲律宾的慈善机构去。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,她拜访了对残疾人进行特殊教育的老师,联络了不少拥有残疾孩子的父母。很快,她就开始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的时间,和美音一起玩拼图,并教她画画。当美音该上小学的时候,母亲就教她读书,和她一起练习乘法口诀。如今,美音已在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上先后夺得过两枚金牌。

      担心数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在我这里不能得以延续,对没有嫁给中国人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惋惜。但对我来说,更多的是对美国给我们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机会心怀深深的感激。我的女儿生活在美国已不再有异国他乡之感(我有时候还会有),而对我来说,那丝淡淡的乡愁并不是一种负担,而更像是一种殊荣。

      我最大的恐惧是家族的没落。中国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语“富不过三代。”如果有人对两代人的成就进行一项纵向的调查研究,我确信,他们会在那些最近50年来以大学毕业生或技术工人的身份幸运地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中,发现一种共同的生存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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